【人物講嘢】安祖利 Julio(土生葡人,律師及翻譯)

 Julio

眼前這位文質彬彬的青年才俊,正是今天的主人公安祖利(Julio)。1988年,他誕生在澳門一個歐亞混血家庭,和父親一樣,自然成為了澳門土生葡人族群的新鮮血液。

而該族群,早在明代香山澳時就有了蹤跡,善於航海的葡萄牙人出於各式緣故離開故土,陸續到達遠洋之外的澳門定居,並與異族通婚,代代相傳。Julio的家族與這塊蓮花寶地結下淵源,轉瞬也有了近百年時間,不啻為澳門歷史長河中的一段縮影。

二十年前澳門回歸,對於尚且年幼的Julio來說,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,一國兩制,五十年不變。」是這一盛事帶給他最直接的印象。直至今日,懵懂的少年已經長大,律師、翻譯與大學教師,是Julio熟稔擔當的社會身份。生於澳葡當政期間,親歷時代變革,澳門回歸進化史於這位年輕人的視角裡看來是怎樣的呢?

從語言多面手跨度到律師

Julio的爺爺是葡國人,上個世紀初期因入伍參軍,背井離鄉跟隨部隊來到澳門,從此便在這座小小半島紮下了根。與他邂逅的一名中國女人,後來則緣分般成了Julio的奶奶。兩位長輩之間雖然語言不大暢通,但一生相濡以沫走來,共同生育了五個小孩。

如此特殊的組合,為Julio營造了得天獨厚的多語言環境,自咿呀學語起,他便在家庭多年的浸潤中練就了一口流利的粵語和葡語。高中畢業那年,Julio身邊大多數同學和朋友紛紛遠赴海外國家升學,他選擇了留澳報讀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系,「這段學習經歷大大加深了我對漢語和中華文化的認識,」他回顧,此前所在的中小學雖一直以葡語作為母語教學,但自己在初中時著意選修過中文科目,對漢語早早建立起初步的認知。

回歸後,中文擁有了官方地位,與葡文同為澳門的正式語言。「但當時澳門很缺乏中葡雙語人才,」2010年,憑藉語言優勢,Julio抱著嘗試的心態進入政府的法律部門從事翻譯工作,嶄露頭角,並在耳濡目染下逐漸對法律產生濃厚的興趣,「我發現,澳門社會事務可以說是與法律息息相關的,」律師也因此成為了Julio心目中的理想職業。

三文四語俱佳的Julio

重返母校 著力培育法律界新生力量

2015年畢業於澳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後,Julio獲邀留校擔任兼職教師。「其實,澳門大學(東亞大學)是澳門最早教習法學的高等院校,正好是在我出生那年開設了法律課程,」澳門為此終於打破法律教育的一片空白,自身具備起培養當地法律人才的陣地和條件,「很多教授參與澳門立法,在很多立法起草工作中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,所以說澳門的法制建設與澳大法學院是離不開的,」重返澳大教民法及中葡翻譯等學科,Julio覺得別具意義。

以前,澳門法律均用葡文起草,即使翻譯成中文,許多複雜的條文仍然難以被透徹理解,但這種狀況在回歸後發生了變化,「現在很多法律法規都以中文起草再翻譯成葡語,」Julio表示,「而且,我的學生大部分都是中國人,但他們熟練掌握了葡語以後,可以直接閱讀葡語教科書,以及用葡語書寫的法律條文及判決。」眼見學生們素質愈高,Julio笑稱,能親手培養出澳門下一輩法律界人才及從業者,將是讓他倍感欣慰的事情。

澳人治澳 民主政治建設穩步向前

澳門回歸祖國,不僅為澳門帶來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廣闊前景,也給澳門政制建設的發展與完善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。處在葡國統治時期的澳門,總督直接由葡國委派,不存在民主選舉環節,非但如此,總督還擁有立法權,遑論法律的普及,Julio補充說道,「很多重大的法律都是由總督核准的,比如說,民法典、刑法典等,修法或改革的諮詢環節沒現在那麽普及。」正因此,普通民眾的社會政治參與度低,且缺乏表達利益訴求、維護自身權益的合法渠道。而今,行政長官負責制定並頒佈行政法規,領導特區政府,在醫療衛生、教育與保安上投放許多資源,力求為居民提供更優質的社會保障。

Julio感慨,現在澳門在司法上也實現了「澳人治澳」,大部分法官都是本地人。「民主發展要一步一步來,我覺得我們澳門的政治民主已有了很大的進步,」回歸之後,從初始的300人到現在的400人選舉委員會,澳門有了更能廣泛體現民願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,當時在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(法改局)的Julio就見證了這一轉變。

Julio表示有幸見證澳門法制建設的進步

廉政公署與司法獨立 共促行政廉潔高效

「廉政公署所做的工作,全澳門都看得到。」Julio讚許,保證公務透明公開非常重要。然而,廉政公署的調查能力高超,能在定期公佈的報告總結中提出意見,其建議卻僅具勸喻性質,對此,Julio認為可以考慮研究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。

廉署乃是其一,Julio指出監督行政的角色一般由法院充當。「澳門回歸後,當地法律漸趨完善,司法獨立亦做得很好,」由於每一個法官都是獨立的存在,不從屬於上司,無需聽從法院院長或政府的指令,更不受立法會制約,法官們才能根據法律做出公正不倚的判斷。法院除能認定不合法的政府行為無效外,還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,命令政府執行某一特定的行為,「這也體現了法律監督方面的進步。」

大灣區融合 關注法律前景發展

伴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開通,澳門與香港、珠三角九大城巿組成的大灣區發展將更為緊密。針對大灣區三地法律存在差異的狀況,Julio稱澳門許多律師樓開始採取行動,即和內地的一些律師樓進行合作,以求獲取更全面深入的當地資訊,為前往大灣區生活的澳門人提供相關服務,促進兩地法律合作的雙贏。

Julio也不忘提到,澳門人如欲到內地經商投資,需要注意稅務制度的區別,「澳門與內地所簽署的CEPA服務貿易協議,掃除了很多關稅等稅務上的障礙,為經貿合作提供了巨大的便利。」但現時內地改革的進度也很迅速,大家要緊密關注法律改革的動向。

「維護公義是我的信念。」

✧總結✧

澳門人能當家作主,各族群互相尊重且和諧友愛,談及回歸二十載的種種變化,Julio很高興政府不但特別重視土生葡人群體,盡力保護葡國特色的建築、飲食、語言與文化習俗,還在小學階段加入葡語學習教育,注重本土葡語人才的培養。

近年來,特區政府普法工作更是開展得如火如荼,「尤其是法務局、勞工局及司警局等部門,通過報紙等其他媒體,以簡明生動的方式向市民們解釋法律常識和制度,讓大家明白自己的權利及義務為何。」現在,澳門人的法律維權意識大幅增強,本地的法律教育亦漸趨專業及豐富,Julio介紹,澳大、科大與城大這三所本澳高校均開設了法學的相關課程,許多澳門人也能選擇到葡國或內地進修。

回歸到自身,Julio微微思忖,教人們正確地解釋法律,是身為法學教師所肩負的責任。而當站在律師崗位上時,他的使命很明確,那就是幫助市民維護公道和正義,實實在在地參與法律的推動與建設。

攝影/Isaac
撰文/Yok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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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物講嘢:澳門回歸與法制建設】邱庭彪(澳門大學法學院助理院長)

邱庭彪

親歷了澳門百廢待興的時代,也攜手走過韜光養晦的日子,正是邱庭彪教授這一代澳門人的親身記憶。

從前,澳門沒有四通八達的交通路網,現在則是海陸空路路皆通,高樓大廈林立。回歸後經濟崛起,由淳樸小漁村變成繁華大都市,澳門在這二十年間完成蛻變,澳門人過上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。作為一名澳門人,邱教授感到無比驕傲與欣慰,他覺得,自己應該為澳門這片土地及國家再出一分力。

邱教授身居多項要職,既是澳門大學法學院助理院長,也是行政長官委任的立法會議員。他將以學者和議員身份,為持續推進澳門的法制建設做更多積極有效的工作,砥礪前行。

回歸祖國為澳門帶來發展新機

回歸前的澳門,華人在教育學習、工作晉升及社會參與上均得不到公平待遇,直到一九九九年回歸祖國後,這種境況得到翻天覆地的改變。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,澳門人終於可以當家作主,掌握自己命運,在各方面均迎來新的發展契機。

邱教授就是當中的一員,原本高中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的他,正是把握了時代機遇,如願升讀大學,「甚至是深造,如今還可以參與教育及研究工作,」邱教授不禁感慨,「我們一起享受到澳門回歸帶來的成果。」

致力普法工作 建立法治社會

「以前澳門很多人是法盲,法律的解釋及應用由少數當權者獨攬,處境對華人很不利,」於是,邱教授與一班有志之士提出學習法律,令「法律本地化」的概念能夠實踐,並希望更多人懂得用法律保護自己,從而也能尊重法律,逐漸將澳門變成一個法治社會。

邱教授感歎,近年來法院訴訟案大幅增加,乃是最能體現澳門法制建設進步的地方之一。回歸之前,基本無人願意主動走進法院,「澳門在回歸後培養了大量的法律工作者,促進法律普及率提升,市民們一旦產生爭議,會優先考慮使用法律手段。」對此,教授認為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是:澳門人對法律充滿信心才會訴諸於法院,法院判決公正則能立信於民並深入民心,良性循環使守法理念在澳門人的心中樹立起來。

身為七位官委議員之一,教授在立法會的各類發言,也常從專業角度出發解釋與法律有關的問題,幫助大家理解法律概念。例如,許多市民對「合理期間訴訟」存在誤會,認為法院拖延訴訟程序,為此,教授說明事實並非如此,「當然,過程中會有許多枝節導致訴訟判決延遲發出,」但只要在訴訟行為期間的限制內做出判決,就是合理期間的判決。

邱教授積極投身於法律教育事業

培育法律人才 實現憲法走入高校

畢業後回到澳門,邱教授主要從事公務員教育培訓工作,適逢澳門大學法學院引進人才,於是開始進入大學授課。做好普法工作,希望使更多的澳門人真正認識並尊重法律,推動澳門法治社會的建設,既是教授投身法律教育的初衷,亦是令他最感自豪之事。「當然,這並非靠我一己之力,而是一大群老師共同努力的成果,畢業生們也在社會上不斷推動法律發展。」

回顧教學歷程,教授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澳門高校裡推廣國家憲法和基本法。當時,教授與同仁們經過多次溝通、開會等籌備工作,加上大學領導層及一眾社會人士的支持,成功使澳門大學成為首間教授憲法基本法科目的高等院校,下一步還會計劃培養更多相關教師資源。

保證有法可依 督促簡政便民

立法會工作重心在於立法,「保證市民和政府行政機關有法可依,許多行為才能夠依照規則作為,這項工作異常重要。」監察政府是立法會的功能之一,議員們能針對政府不恰當的行為理性地提出改進意見,二者建立良性互動,有利於改善行政,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。「比如說,飲食場所發牌制度在坊間存在許多爭議。」教授提到,飲食場所取得牌照一般需時一至兩年,發牌時間過長會讓中小微企營運成本大增,甚至成為負累導致倒閉。因此,教授與立法會同事提出縮短發牌時間,並簡化發牌程序,針對中小微企及老企業提供協助。對此,政府作出善意回應,承諾修法及頒發明確指引,令發牌時間縮短為一個月,還推出了臨時牌照制度。

教授認為,改良飲食場所發牌制度,切實給中小微企帶來生存空間,也為全澳市民提供了不同類型的就業機會,不一定局限在博彩業,具有澳門特色的商號亦能為廣大遊客提供服務,這些都為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提供了有利條件。

暢談立法會工作

大灣區融合 三地法律需磨合

談及粵港澳大灣區,教授提醒大家,無論在香港,還是到灣區其他城市工作或投資,首先要留意遵守三地各自現行法律,了解自己的權益。其次,許多市民易對債務問題產生錯覺,澳門人如在內地欠債,返澳後仍需履行債務,因為內地債權人可憑藉內地法院判決書到澳門確認執行。因此,教授覺得有關方面可以多加推廣,以促進灣區城市融合。

好比程序法中的仲裁調解制度,特別是仲裁方面,教授希望統一使用《國際仲裁示範法》(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》),讓大家在程序上能夠走向一致,「爭議並非一定要依仗司法機關來解決,也可以通過仲裁方式解決,而且仲裁結果受法律支持,」未來的大灣區會有很大幾率使用仲裁,而且將逐步趨向運用同一套制度。

就長遠發展來看,教授說明,法律會跟隨政治經濟文化的改變而改變,具體而言,視乎發展速度、市民需求,會逐漸顯現相應訴求。當這些訴求達到一定量時,就有修法的必要,反過來協助經濟繼續前行發展。

陽光下的權力 達致公開透明

從反貪公署,到回歸後成立的廉政公署和審計署,自最高層至最前線,各方面基本杜絕以前常見的貪污行為,澳門反貪工作的成績有目共睹。見證了回歸前後兩個時代的教授,讚歎整個澳門社會的廉潔程度大有提升。

此外,廉政公署推出指引,踴躍宣傳,令公務員知曉貪污是甚麼,讓市民明白行賄為何物。私人機構的貪污也被視作犯罪行為,納入廉署的職權監督範圍,促使私人機構也加強了廉潔意識。「但單論廉潔,有可能讓程序變得複雜,導致低效益,」教授強調,廉署配備的行政申訴功能,則是幫助政府改進行政,減少官僚作風的重要舉措,令整個社會達到廉潔高效,相輔相成。

就審計署而言,審計署取消事先監察環節,提高效率,事後監察作用也能發揮到位。二十年來亦陸續提出不少建議回饋給行政機關,行政機關能按照審計意見調整工作效益和經費限度。

總括而言,廉政公署和審計署使得澳門公共權力的使用更加依法合理。不過,教授認為制度尚在發展階段,目前已做到初步依法,以後會有修法需要,使法律配合現代社會的需要做出適度改變。

教授期盼澳門成為國家的人才寶庫,持續貢獻力量。

✧總結✧

澳門居民守法意識的增強,有賴國家和特區政府向社會各界不遺餘力推廣法律。如今,澳門的司法工作仍然涉及到葡語,故此,邱教授倡議,應推廣中文為主、葡文為輔的法律教育。他認為,當務之急要培養中葡雙語人才,著眼於長遠計劃,儲備多個人才梯隊為澳門社會服務,甚至將澳門變成人才培養基地,服務祖國。

放眼大灣區、一帶一路與中葡平台,教授指出,澳門本土具備三文四語的優勢,對於研究比較法非常有利,研究葡語國家法律與歐美法律,可以不斷為國家的發展提供借鑒、貢獻力量。

在回歸前夕,教授就堅信,澳門有中央政府作為堅實後盾,發展必定成功,整個國家亦會愈加繁盛。回顧過去二十年,事實證明澳門的確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,社會一切向好。教授寄望,澳門人要自強不息,在此良好根基上更加努力將澳門建設得更好,為下一代創建宜居的城市環境。

攝影/Isaac
撰文/Yok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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